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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风采】把温柔写进岁月里——高月印象
  时间:2017-04-15     点击次数:    

记者 欧阳苗

  12月初的北京已是寒风料峭。一路辗转找到了海淀区太平路27号,砖红色的高大门牌上挂着一块匾——“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

  做好来访登记,步行五分钟后右拐进入一座院子,一排深棕色的小楼,在法国梧桐突兀的枝干遮掩下静谧如画。我校80级校友、2013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获得者、2015年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授予二等功获得者高月一身白大褂从走廊深处款款走来,脸上挂着淡淡的笑容。

  两张简易办公桌、一排文件柜把不足二十平的房间挤得满满当当,这是高月位于放射与辐射医学研究所的办公室,办公桌上摆着一张她与学生的合影,在年轻学子的簇拥中,高月手捧鲜花,笑靥如花。

  从1987年起,高月已经在这儿工作了快30年。

“要拿出数据来,才能打破中药走向世界的障碍”

  传统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在远古至清代的漫长历史过程中,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发挥巨大疗效的同时,中药不良反应也与日俱增,中药安全性引起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中药成分的复杂性、作用的多途径、效应的多靶点,使得中药的安全性研究更加困难,而早期预测方法缺失、毒性成分复杂、配伍禁忌机制不清这三大问题,更使得现有的化学药物安全性评价技术方法不能满足中药安全性评价的需求。”在高月看来,建立凸显中药特性的安全性研究关键技术和方法体系是项目团队的最大命题。

  从1999年起,“中药安全性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项目组便在高月的带领下从物质基础和药物代谢酶角度进行研究,希望从现代生物学角度找到突破口。

  之所以以此为切入点,主要是与中药本身特点以及临床主要用药方式有关。一方面当前中医临床用药主要以复方制剂为主,药物进入机体后,究竟哪个成分有效,哪个成分无效,哪个成分有毒,哪个成分无毒都由物质基础决定。另一方面,中药均需按照“君臣佐使”原则配伍使用,而研究药物相互作用最好的办法便是药物代谢酶学。

  “以‘十八反’中的冤家——人参、藜芦为例”,高月介绍道,“本草明言十八反,半蒌贝蔹芨攻乌,藻戟遂芫具战草,诸参辛芍叛藜芦,这首从宋元时期就广为流传的歌诀,提示了十八对‘反药’的配伍禁忌,但作为中药药性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十八反’其实遭受的争议很多,焦点集中在是否是绝对的配伍禁忌。”在她承担的某个973项目中,重点研究这对“克星”。

  她带领着科研团队首先研究了二者“不相为谋”的物质基础。藜芦的毒性成分主要是以藜芦碱为代表的多种生物碱,当人参和藜芦合煎时,这些有毒生物碱的溶出增加,而人参皂苷等有用的药效成分溶出却减少。当采用不同的药物配比、煎煮方法和时间时,毒性成分析出会发生明显变化。因此,改变配伍比例、煎煮方法和时间,对药效有重要影响。而进一步进行分子生物学研究解释了这些生物碱是怎样对人体产生毒性作用的。

  中药的复杂性在这一研究过程中也得到了充分的验证。研究发现,少量人参能加剧藜芦的偏性,使其毒性明显增强,过量配伍,则可以掩盖藜芦的偏性,促使其毒性减弱。

  甘草调和诸药是另一经典案例。甘草的“调和诸药”作用首见于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宋朝苏颂的《图经本草》记载:“甘草能解百毒,为众药之王。”李时珍称其“调和众药之功,故有国老之号。”但其“调和诸药”的科学内涵成为千古之谜。高月称为了解密,项目组对甘草及其主要成分对CYP各种亚酶进行了系统筛选,在mRNA及酶活性水平,发现了甘草及其主要成分甘草酸,18β—甘草酸对CYP3A均产生明显的诱导作用,且呈现剂量依赖性,确证了甘草效应成分,通过与PXR受体结合,继而诱导CYP3A酶活性而加速了方剂中其他配伍中药的有效成分的代谢而起到调节诸药,甚至解毒的作用。

  “由此看来,‘反’与‘不反’并不是绝对的,这也许正是中医讲究辨证施药的奥妙所在。”高月带领团队从药物代谢酶的角度全面揭示的“十八反”配伍“反”与“不反”的生物学机制,成为国内最早、覆盖面最广的关于中药配伍禁忌的酶学机制研究。

  “要拿出数据来!”,采访中,高月反复强调中药现代化就要拿得出数据来去验证中药安全性,众所周知,中药的特点是多成分、多途径、多靶点,但是你若能拿得出翔实的数据能说得清楚物质基础、药物机制,药物进入体内如何作用等关键问题,试问,如何不信?

  历时十多年的攻关,高月团队创建了中药早期毒性预测、毒性物质分析和配伍禁忌评价3类技术8种方法,并利用这一综合技术平台对临床易发不良反应的7大类中药的安全性进行了系统研究,阐明了中药配伍理论的现代生物学机制,实证了“十八反”、寒热配伍、甘草“调和诸药”等中医经典理论,在中药安全性关键技术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打破中药走向现代化和国际化瓶颈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项目组研制的“红益胶囊”、“刺白胶囊”等3种新药,直接促进103种创新药物的研发,其中“红益胶囊”成为第一个针对高原缺氧所致疲劳综合征的药物,在汶川、玉树抗震救灾、南极极地考察、航天员训练多种特殊环境中得到了应用。

  2014年1月10日,在国家科技奖励大会上,高月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注:此次大会是表彰2013年的项目)

“现在中医发展大环境很好,要几代人都爱中医”

  作为建国以来中医药界获得的第三个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中药安全性关键技术研究与应有”项目的获奖,在我国中医药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朱壬葆院士、葛忠良研究员、宋书元研究员、汤仲明研究员、丁林茂研究员……”高月对团队老一辈的开拓者们如数家珍,眼中满是敬重之情,“我们的工作是一代带着一代干,一代领着一代干”。

  成立于1959年的放射与辐射医学研究所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从事着急性放射病的辐射防护药物研究,在老一辈筚路蓝缕打下的抗辐射药物临床前评价基础上,上世纪九十年代起,项目团队逐渐凝练形成了方剂配伍禁忌和中药安全性研究方向。2002年,各课题组通过课题申请、委托研究等方式,率先创建了中药安全性研究关键技术平台。

  2005年,根据组织安排,高月拜师张伯礼院士。

  十几年来,在张伯礼院士的精心指导和大力扶持下,高月带领课题组统筹并广泛开展了中药安全性的相关研究和大课题合作,占据了领先地位,尤其是近年来成绩斐然呈井喷状态,完成国家“973”、“863”等各类课题21项,累计到位经费5000余万元。

  2007年,高月一举拿下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013年,斩获一等奖。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军功章,这里面凝结着一代人甚至几代科研人员的光荣与梦想。”高月动情地说道。

  记者查阅国家科学奖励大会官方网站发现,2003年,陈可冀院士领衔的《血瘀证与活血化瘀研究》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这是中医药界获得的第一个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但自陈可冀院士后,直到9年后的2012年,云南省药物研究所朱兆云研究员领衔的《低纬高原地区天然药物资源野外调查与研究开发》才再次斩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确实有难度,国家的重视程度这些外部大环境非常重要”,高月表示。

  但2012年、2013年、2014年、2015年、2016年,中医药界却异军突起,以黑马之势连续五年均将一等奖殊荣收入囊中。

  “这是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高月表示,“今年正好是国家中医药现代化20周年,而我们的工作周期至少都以15年为期,加上今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等多项政策法规的出台,中医药发展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

  实际上,我国中医药的发展一波三折。鸦片战争后,西方医学传入中国,中医药的主导地位受到挑战,民国时期,中医药发展备受打压,一蹶不振,建国后,中医药备受歧视的局面虽得到有效纠正,但发展始终缓慢。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医药事业才迎来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大好时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中西医并重,把中医药发展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高度。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要着力推动中医药振兴发展”,“努力实现中医药健康养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与此同时,国家也先后出台一系列政策法规,推进中医药发展。2015年,国家出台《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规划(2015—2020年)》和《中药材保护和发展规划(2015—2020年)》;2016年,国务院印发《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中国的中医药》白皮书。

  《中医药法》颁布的当天,高月第一时间在朋友圈转发了这条消息,“中医药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真的很珍贵,既要传承更要创新,只有这样前赴后继,才能不断的有突破,有进步,有发展,可是老祖宗留下是宝藏,穷尽一生也挖掘不完,怎么办?”,高月回忆起2011年参加的国家基金委组织的一个学术会议,与会的南京大学徐强教授的学术态度让她很是赞同。

  “我认同他的观点,就是我们不穷尽所有的学术问题,也的确很难穷尽,但是可以着力一个点,循序渐进地琢磨透某一个问题,那就是对老祖宗的贡献,对中医药的贡献,即便做到这一点也需要几代人的努力,需要几代人踏踏实实地热爱中医才行”,高月表示。

  采访中,高月的研究生得到许可敲门而入,高月轻声细语地问道:“是论文签字的事吗”,学生点头,高月拿过论文飞快地签上字,学生轻轻带上门离开,高月才慢慢地转过眼来。

  “每年带硕士、博士研究生,带学生任务很重。当年来院里接受的就是‘无私奉献、无名英雄、无上光荣’教育,一晃三十年过去了,从来没有休过假,连双休日也在实验室里忙着,每次外出都尽快回到办公室,不来看看学生们会不踏实,都快成强迫症了,我女儿就经常抱怨我对学生比对她好多了”,高月笑着说。

  “不不不,这不是崇高,是责任,希望经过前前后后几代人的努力,我们的祖国医学能够走向世界,能够让越来越多的人接受”,高月正色道。

“我原来是团支书,宿舍在501”

  采访前,笔者曾做过大量的案头工作,企图勾画出高月的基本线索,但是几无所获,所以高月在笔者心中一度“面目模糊”。

  采访时,记者忍不住道出了心中的困惑。

  “我是军人身份,也承担了多项保密专项,而且做研究要沉下心来,这次如果不是母校来,我一定是拒绝接受采访的”,高月俯下身去,从箱子里拿出矿泉水递给我们后继续解释道,“你看到的那篇报道是当时拿了一等奖,政治部那边安排的,就接受过一次社会媒体的采访”。

  1980年—1985年,高月在江西中医药大学接受了五年中医本科教育。

  “501宿舍!”毕业32年了,高月对当年的江中岁月还印象深刻,“当时我是团支书,也是我们那一届最早入党的,应该是1983年12月成为预备党员”。

  本科毕业当年,高月以优异成绩考上了研究生,此后,一步一个脚印,有了今天的建树。

  读书时,高月对自己要求很高,甚至有点苛刻,“有次中药学考了84分,心里难受,心想怎么才考84分”,难以抑制心中的沮丧,高月还专程去找了授课老师谢平,“谢老师还安慰我说84分就不错了,可是我那会儿觉得就一定要考90分以上才行”。

  “母校真的算是我人生的起点”,高月回忆说,“毕业当年,我们年级就两个人当年考上了研究生,我是其中之一,特别感谢江中的那批老师,比如教伤寒论的张启文老师,那一批老教授在全国都是名列前茅的,他们的学术之精,作风之实对我影响至深”。

  高月还饶有兴致地给我们讲述了让她印象深刻的“校服事件”。

  “当时有个高中同学,我们一年考上大学,她考上了江西医学院,她那会儿总说你看你们的校服,一看就知道你们中医学院死板”,高月说,“为了这个事,我跟她闹得很不愉快”。

  “我在江中很自信啊,我不允许别人这么说”,高月语气柔婉但很坚定,“母校当时校区面积小,环境也一般,但是我觉得师资水平,硬件条件还有校园氛围,我真没觉得比哪个学校矮一截,母校留给我的回忆都是美好的,到今天我依然这么认为”。

  实际上,这些年高月一直默默地关注着母校的发展,早在2014年,她就系统地了解过我校原始创新成果—热敏灸技术,“热敏灸的创新点做得很好”,高月说。

  而我校陈日新教授团队完成的“热敏灸技术的创立及推广应用”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则是在2015年。

(责任编辑:欧阳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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